盛极一时的潮州说书
柯培忠
源远流长
潮州说书在潮汕的文化艺术舞台史上有过一段颇为辉煌的岁月，这一传统的文艺样式在我国一直就有着深厚而广泛的群众基础。在清代，以柳敬亭为代表的一批杰出的说书人，把这一艺术推向了一个高峰。直至民国时期王少堂的说书力作《武松》也风行一时，而且在解放后整理出版成书，备受读者欢迎。
潮州一直就有说书的传统和市场，如五十年代一位人称“老杨”的说书人，就经常在几个点开书场。一处是西湖公园的景韩亭，另一处是开元寺的大殿旁，再一处是旧时西门城脚的崔福德善堂的大榕树下（大约在现在的医药公司后面）。那时的形式多是手执线装古藉，照本宣科，重点解释，不时还借助手势。说书人那宏亮生动的声音特具摄服力，加上说书的内容多是群众喜见乐闻的传奇故事，如：《说唐》、《七侠五义》、《施公案》、《彭公案》、《洪熙官三上峨眉山》、《三德和尚三探西禅寺》、《武十回》、《宋十回》等等。由于场地多在荫凉的地方，夏天人们一边乘凉，一边听“古”，听众甚多。说书人按段落收费，每至关键环节，便来一个“请听下回分解”而开始收费，收费也很便宜，每次一分钱，一个下午收3—4次。而且只对坐在说书人带来的草席上的听客才收费，站在周围或不坐草席的和小孩则不用收费。常常可以看到手执大葵扇的老者（那时电风扇很少见），边乘凉边津津有味地听说书者讲“古”。笔者少时就经常前去听说书。那时候未出现电视，收音机还是奢侈品，这种方式还培育起一个不小的文化市场。
走向繁荣
潮州说书真正走向繁荣的时期是在1961年以后。优秀说书艺人的出现，文化部门的悉心引导和扶植，使这一民间艺术进入了健康的发展时期。那时的潮州书坛上先后出现了陈章、陈铮浩、巫汉壁、陈四文等优秀的说书艺人，一时间潮州说书出现繁花竟放，听众踊跃的热闹景象。
这一时期可以说是“潮州说书”的艺术形式的演进期和趋于成熟期，它已经不是过去“照本念书，重点解释”阶段了。而是逐步吸收了“扬州评话”和“山东快书”的一些表演艺术，形成了潮州说书的自身风格。说书艺人一般的练习过程是先熟读小说内容，经过消化后选重点人物，采用单线发展的手法，对某些细节进行加工，使它达到生动的口语化。演出时不看书本，注意声调语气的抑扬顿挫和面部表情的变化。适当地用一些手势动作，做到“以讲述为重，以表演为辅”，提倡“静中见动”，防止“演多害讲”的出现，就是说，说书人在讲到热烈场面的情节时，语气先放低放缓，然后再转入稍高音调，以突出浓烈气氛。反对演员过多的动作表演，大喊大跳，影响语言艺术。要求演员不蕴不火，表演恰到好处。
潮州说书这一形式，由于比较简便易举。不用音乐伴奏，不用很多服装道具，只需一把扇子，一袭长衣，一只桌子，单枪匹马，“一嘴包家伙”，“一人包全棚”。有台便可说，到处便能演，轻装简捷。内容节目上更灵活多样，不管古今中外，暹罗猪槽的各种故事都可以讲，而且排练迅速及时。那时候时兴文艺配合政治宣传，因此潮州说书这一艺术形式，在当时受到有关文化宣传部门的关注和好评。说是“既及时，少花钱，效果好”“不愧为文艺战线的轻骑兵”。更不要说还有大量的听众的捧场和赞许。这些都使说书人大受鼓舞，演出劲头十足。
那时的说书艺人陈铮浩，单就1962年的演出，其有关的统计数字是：讲述古今小说15部，其中有的一部书可以讲成10多个故事，共演出162场，其中讲现代小说50场，听众达7万人次以上。仅仅是一个人的演出，就能吸引了这么多的听众。当时历史小说《三国演义》和充满谐趣的潮州民间故事《阿珠姐》两节目，他在东门楼上一连讲了几十个晚上，皆座无虚席，特受欢迎。这说明说书这一表演样式，在那时是群众喜闻乐见的文化娱乐形式，因它有其“雅俗共赏，老少咸宜”的特点，受到广大群众的喜爱，那时，每场演出都拥有众多听众，多的有二、三千人，少时也有几百人。
现代节目
这年六、七月间，适逢台湾蒋帮阴谋窜犯大陆沿海地区，
内地开展了备战工作。潮州的宣传文化部门为了及时紧密地配合开展宣传，组织了说书艺人陈铮浩、陈章等人准备了《人民公敌蒋介石》和《红岩》两个现代节目，邀请了文化局、兵役局，宣传部门的负责人先期听了他们的排练试讲，在内容上和表演上向说书艺人提出了修改和补充的意见。及后两个节目在开元寺和工人文化宫公开演出，出现了听众空前踊跃的场面。最多一场，听众达到3000人左右，后来
他们又带着节目，深入到工厂，中小学校，农村生产大队演出，所到之处，均受到欢迎，收到了极大的宣传效果。当时的潮安县文化局，曾将潮州的说书文化活动的盛况，上报汕头专署文化局。引起该局的高度重视，向全汕头地区进行通报推广。
提高技艺
由于受到上级的重视，又拥有众多听众，潮州的文化部门有信心把潮州说书这朵花培植得更美好，他们对说书艺人进行了一系列的支持和培养。那时的做法是，首先引导他们学习党的文艺方针政策，使他们明确说书不是走江湖，不单为了谋生吃饭，而是要“为政治，为生产，为工农兵服务”。热心帮助解决他们演出和生活上的困难。优先向他们提供所需的小说书本，鼓励他们大胆尝试讲现代小说，并积极的帮助组织听众。
为了提高潮州说书艺人的表演艺术技巧，有关文化部门还举办过几次“潮州说书观摩会”。邀集了一些热心于文艺事业而又有一定艺术水平的专家行家共同观摩、研究，并经常向说书艺人提出改进意见。陈章、陈铮浩等说书艺人，又能在演出实践中不断吸取经验，改进提高，已具有相当艺术水平。不单在潮州城乡到处受到听众广泛的喜爱和欢迎，而且曾于1962年组织到汕头市工人文化宫进行交流，听众十分踊跃，效果非常好，引起了汕头专区电台的重视，特约他们到电台进行录音广播，这在那时应是一很了不起的事情。
发展壮大
由于文化领导部门的重视，引导，说书艺人们的不懈努力，社会的支持，听众的热情，使这一时期潮州说书出现了前所未有的高潮和繁荣，潮州城乡群众的文化生活也得到了很大的丰富。在这样一派大好的形势下，潮州文化部门和有关领导，因势利导，采取了相应的多项措施。首先是使这支实际上是人数不多的业余队伍得到扶持和壮大。积极组织与辅导一些有艺术潜质的知识青年进行学习，以使得潮州说书这一门艺术得到继承和发展。另一方面是更好地组织提供反映现代的题材。特别是按当时的形势，加强对群众进行形势教育，阶级教育为主题的说书资料的创作与表演的尝试。再则是将原有的潮州说书艺术水平不断总结提高，并将该艺术样式在各业余剧团，业余文工团，歌舞团等文艺组织中推广，配合演出。通过各种有效的措施，进一步促进了潮州说书这一艺术的不断繁荣和发展。
遭遇浩劫
正当这门艺术在探索中不断走向发展和成熟，有眼光的人们正期望着潮州说书会象潮州戏、潮州音乐、潮州大锣鼓、潮州菜等等一样成为潮州特色文化大观园中的美丽的奇葩时，紧接而来的却是一场史无前例的文化浩劫，把整个中华文化的大花园摧残得七零八落。潮州说书这一小小花朵，当然不能幸免。逆风起处，潮州说书被扣上“宣扬散布封资修毒素”的吓人帽子，说书艺人也被诬为“江湖骗子”而被禁止活动演出。一朵将要盛放的、由文化部门、说书艺人、文艺行家、热心听众一同辛苦培育起来的群众文化之花，就被这样一场风暴横加掐杀了。浩劫当中，说书艺人处境极为艰难。当时有很高艺术天份，很受群众欢迎的说书艺人陈章，因受不了政治迫害和生活的逆境，想逃亡苏联以求生存，结果在蒙古国被抓回来，被判以“叛国投敌，投靠苏修”的罪名而被当时法院的文革军管小组处以死刑。枪声响处，一代优秀的潮州说书艺人，倒在潮州西湖后广场的乱草地上。当时是一场精心组织的万人大会，一万多人目睹了这一悲惨的场面。一直到“四人帮”被打倒后，他的冤案才得以平反昭雪。另一说书艺人巫汉璧后来也死于贫病交加。
记忆难忘
曾是十分兴旺繁荣的潮州说书艺术，在潮州的文化史上，有过灵光一现，它曾经给了人们许多欢乐和笑声。文革的劫难，使它受到致命的摧残。但它仍留给人们十分难忘的记忆。及后的广播电视的发展，使文化娱乐形式多样化，人们有着更加广泛的选择。象电影，戏剧的式微景象一样，潮州说书能否再度兴旺，似是成了很难评估的期望了。
